任弼时小女儿曾独自在苏8年 见父亲不会叫爸爸

任弼时小女儿曾独自在苏8年 见父亲不会叫爸爸

1949年初见任弼时,出于陌生,任远芳甚至没有叫父亲。不过,在1950年的三个月内,日渐熟络的父女俩相互写了20多封信。其中一封与女儿讨论是否回国的信件,至今在网上流传。信中任弼时建议女儿“带着知识回国”。

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任弼时小女儿,1938年12月出生于原苏联。

任远芳一岁多时,任弼时夫妇返回中国,其只身留在莫斯科。苏德战争爆发兵临城下,年幼的任远芳虽对战争记忆模糊,却因多年物资短缺,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许多革命先辈的子女们艰苦生活。

直至10年后,任远芳才与父亲首次相见,并在苏联小学毕业后返回中国。

而有关任弼时的确切身份,任远芳直到父亲去世后,才意识到他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任远芳在大学改名“陈松”,隐去任弼时女儿的身份,并将这种低调作风一直延续到工作和生活中。以至于相处20年的邻居,都不知道她是任弼时后人身份。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

彼时,原党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的小女儿、3岁的任远芳只身生活在莫斯科,而后搬入莫斯科东郊的一所儿童院。与战火擦肩而过的童年并未留下阴影,却让她相隔十载才首次与父亲重逢。

相见时,任远芳甚至没有叫任弼时父亲。同时因为没有任何基础,她也不懂中文的“爸爸”、“妈妈”。

70余载后,《法制晚报》记者专访了任远芳,试图从一位老人的童年记忆管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隅。

在她的回忆里,虽不见硝烟,却处处可循因战事而贫寒的痕迹——食品物资紧缺,七八岁的孩子就要下地劳动,就连一盆水,也要大家轮流盥洗。不过,却也因此养成朴素、坚韧的性格,这对任远芳来说,或许是一种幸运。

年过七旬

见面带路步伐矫健记者小跑才能跟上

采访任远芳老人当天,中午温度陡然升了不少,阳光照在春天的枝丫上,花瓣开得格外浓艳。

记者按照约好的时间准点儿拨通了老人的电话,她赶忙出门迎接。走近小区,穿着紫色登山服,背着小包的任远芳老人一眼被记者认出。一番热情招呼后,任远芳边引路,边带记者绕过斜坡和石板路,步履匆匆。

虽已是77岁高龄,但任远芳言语间带着一股利索劲,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而简洁。

她告诉记者,现在还能一次游泳1000米。“您确实看上去身体很棒。”记者有点儿跟不上老人的脚步,几乎小跑起来。

老人有着无异于任何平常百姓的生活,在儿子家附近租住着不大的房子,每天一早上班时间去帮着带孩子,傍晚再回住处。在孩子们眼里,母亲生病一般不言语,自己跑去医院。但是,当任远芳把一本封面写着“任弼时”的画册拿出来时,作为一个女儿的柔软即刻袒露。

翻开画册,就是一张1950年春任弼时在苏联黑海的照片,梳着整齐的头发,穿一身笔挺的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极具标志性的眼镜,眉间还微微皱出川字。而浓浓的胡子则格外显眼。

“那时瘦多了,人不能太胖。”任远芳说,“爸爸当年也是很帅的”。

任远芳翻到全家福,一个一个指给记者。“妈妈不算高,我还不大的时候,就已经快跟妈妈一样高了,但是爸爸就魁梧的多。”那张黑白的全家福里,当年的任远芳恰好站在父母中间。

独自留俄

三岁赶上战争爆发兵临城下撤至特殊学校

关于当年苏德战争的场面,任远芳并没有难以忘却的痛苦。一方面因为战争爆发时她只有3岁,另一方面源于她始终处于战线较为靠后的莫斯科。

可谈及当年在战争背景下的集体生活,她立即来了精神,将当年孩提时代的回忆娓娓道来。

任远芳1938年12月出生于原苏联首都莫斯科。当时,作为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生活在苏联。任远芳一直跟随母亲生活,直到1940年3月任弼时夫妇返回中国。

一岁多的任远芳随后被送入莫斯科一所幼儿园。尽管如今任远芳已经回想不起这所幼儿园的确切名称,但可以确定的是,苏德战争在这之后的1941年6月22日爆发。

战争伊始,苏军节节溃败,开战仅3个多月后,德军便兵临莫斯科城下。尽管莫斯科紧张的局势最终在苏联的反击下化解,但出于安全考虑,任远芳还是被送到了莫斯科东郊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许多革命先辈的子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是一所前苏联政府于1933年建成的特殊学校。据历史资料显示,之所以设立国际儿童院,是为了给当时的世界革命者免除后顾之忧。

二战时期,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先后接收过20多个国家共产党人和烈士的后代,包括保加利亚、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一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孩子都在这里生活、学习过,还有100多名是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

任远芳回忆,当时与她同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生活的,就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等。

战时童年

“儿童院玻璃都贴着纸防止被飞机炸碎伤人”

在她搬入国际儿童院的1944年之前,苏德战争已经历了斯大林格勒这一历史性拐点,纳粹德军逐渐溃败。战争是什么?对当时仅有6岁的任远芳来说,是个模糊的概念。不过,战时的紧张态势还是笼罩在她童年的记忆里。

“我记得儿童院所有的玻璃都贴着纸,防止被飞机炸碎伤人。”任远芳表示,相比于其他小伙伴,自己进入伊万诺沃儿童院的时间较晚。许多先于她入园的小伙伴事后将当年“飞机来了,拿着白色衣服、床单隐蔽”的情况写了下来,不明就里的她问起原因,才知道这是纳粹战机来临时的隐蔽措施。之所以选择白色衣物和床单,是因为当地常年下雪,便于隐蔽。

虽然未曾亲眼目睹纳粹战机,恐惧也因为年幼无从谈起,但长达4年的苏德战争所造成的物资匮乏,还是在任远芳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据任远芳介绍,在儿童院里,她与三十多个孩子一起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间关系都很不错。由于她小时候较胖,被小伙伴们称作“小苹果”或“小狗熊”。也正因如此,牛奶也只有身体瘦弱的孩子才能分到。

“虽然我们都能吃饱,但是好吃的都没有,像奶酪什么的宝贵极了,十天才能吃一次,牛奶喝得也很少,平时主要吃土豆泥。”任远芳说,有时在儿童院的菜园里看见绿西红柿了,他们也会拿回来放在枕头里,等红了之后再吃掉。

严重缺水

男女统一推秃剪短发以免脏得过快

除了为共产主义者的子女提供食宿之外,伊万诺沃儿童院还给任远芳这样的孩子们发放大衣和皮靴。基本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远离了饥饿和寒冷,但艰苦的生活却无可避免。

任远芳回忆,在儿童院里,无论男孩、女孩要么被统一推成秃头,要么只留着很短的头发,以免头发脏得过快。因为在当时的儿童院,水是稀缺资源,就连一盆水大家也要轮流盥洗。时间一久,不少孩子无法洗澡,甚至身上长了虱子。

多年以后,当任远芳重回前苏联,才从当年儿童院的同学口中得知,当时德军堵住了很多通道,食品、物资都运送不畅。也因为那场战争,当时与许多任远芳在一起的苏联孩子都成了孤儿。

而除了物资紧缺之外,年幼的任远芳还要和其他孩子们一道下地劳动。

“男孩子当木工,女孩学缝纫。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干活。等到七八岁的时候什么都会干了。”任远芳回忆,伊万诺沃儿童院特别注重对孩子们劳动观念的培养。她和同学们定期会到菜园里种植土豆、胡萝卜、圆白菜,有时还会轮流帮厨,削土豆。而稍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到附近捡土豆,去附近敬老院帮忙照顾老人。此外,他们还要学习缝衣服、洗床单。

在任远芳看来,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她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以至于她在12岁那年回国后,就可以独自洗衣服,而她的姐姐和弟弟却做不来。

1950年夏,任弼时与朱德、林伯渠在中南海会见从儿童院归来的中国儿童。任远芳手指当年相片中的自己 摄/记者柴程

1950年,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巴拉维赫疗养院合影

分隔两地

接受苏联教育出类拔萃“从小习惯不娇滴滴”

谈及伊万诺沃儿童院对自己性格的塑造,任远芳说:“这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不娇滴滴的。”

在儿童院的那段日子,任远芳与小伙伴们相处得十分愉快。他们从小接受着苏联教育,学俄文,说俄语,看《卓娅与舒拉》这样的俄文电影。等到7岁时,她被送入儿童院附近的“37中”读小学。

学校距离儿童院约有10分钟路程。令任远芳印象深刻的是,在上学途中总有一些当地的苏联孩子骂她和小伙伴,而他们也予以口头还击。任远芳如今回忆起来,不禁笑笑,似乎有关儿童院的一切都充满了童趣。

“当时全班30多个人,我的学习是第一名。”任远芳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37中”就读的中国孩子普遍都比较聪明。

不过,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为什么会在异国他乡?这些也成了年幼的任远芳和伙伴们来不及思考的问题。

任远芳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她的父亲任弼时与母亲陈琮英共育有5男4女,她排行第8。因为处于革命年代,9个孩子最终只活下来了4位。在她之上还有两个姐姐,目前都在人世,此外还有一个出生于1940年的弟弟,已于1995年病逝。

而当她在苏联时,她的姐姐们则在湖南老家。

一别十年

初见父亲因陌生叫不出从头学中文“爸爸”

1949年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任弼时,前往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养病。不久,工作人员将11岁的任远芳送到任弼时身边,父女俩相处了大约一个星期。这是任远芳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任弼时在与任远芳分别十年后首次重逢。

不过,由于父女俩缺乏相处,任远芳甚至没有叫任弼时父亲。在她年幼的心中,父爱和母爱是全然陌生的概念。

可就在这一个星期里,父女俩相处得十分愉快。因为没有多余的床,任远芳便睡在沙发上,任弼时时常起来给她盖被子。对于女儿的学习,任弼时也十分关心。任远芳从小接受的是苏联教育,没有丝毫中文基础。虽然曾在莫斯科接受大学教育的任弼时也精通俄语,父女俩交流并无障碍,但他还是将俄语和中文的“爸爸”、“妈妈”写在一起,教任远芳最基础的中文。

美好的时光总是太过短暂。一周后,任远芳不得不返回儿童院。据任远芳介绍,临行时父亲拿给她400卢布。她回到儿童院后,从中拿出300卢布分给三个小伙伴。

历史印记

三个月20封书信建议女儿“带知识回国”

转过年,随着父女俩的交流越发频繁,感情也日益浓厚。在1950年的三个月内,父女俩相互写了20多封信。其中一封是任弼时与女儿讨论是否回国的事情,在网上广为流传。

在这封信中,任弼时称呼俄语名为“卡佳”(音译)的任远芳为“亲爱的喀秋莎”,并建议女儿“带着知识回国”。据任远芳介绍,“喀秋莎”是父亲对自己的爱称。

在莫斯科疗养约半年之后,任弼时带着已在苏联小学毕业的任远芳回国。经过火车十天十夜的颠簸,父女俩最终抵达了满洲里。其间,在车站休息时,有人问起任远芳与她同行的男子是谁。任远芳这才想起来询问父亲的职业,任弼时淡淡地回答,“我是坐办公室的”。

有关父亲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确切身份,直到任远芳在父亲去世后才明白。回国约5个多月后,任弼时因突发脑淤血去世。任远芳看着家里来人进出不断,才意识到父亲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

回国生活

恶补中文3年读完小学大学主动改名更姓

回国后的任远芳虽然已在苏联小学毕业,但因为缺乏中文基础,她和其他几位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小伙伴一起进入北京育英小学一年级重新学习中文。

事实上,除了语言障碍之外,任远芳还面临着中西方生活习惯的差异。刚回国时,她用不惯筷子,也吃不惯豆腐和炒芹菜。直至现在,她也坦言更喜欢吃西餐、面包和奶酪。

凭借着聪明伶俐和一股好学劲,任远芳3年就读完了六年制的小学。而后她又考上了高中,最终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自动控制专业。

在大学里,为了不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任远芳主动将自己的中文名改成了“陈松”,这一母亲陈琮英当年用过的别名。就连如今户口簿上,也用的是“陈松”这一名字。同学们很少知道她是任弼时的女儿,只有几个校领导知道此事。

任远芳对此解释:“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特别方便,如果被人知道我是任弼时的孩子,会多很多麻烦。”

大学毕业之后,任远芳先留校进行了十年科研工作。之后经过几次调动,任远芳在45岁那年进入外贸部工作,凭借着俄语优势,她频繁出差苏联,并参与了米-7、米-8两款直升机的采购工作。

一生低调

习惯不提家庭背景邻居20年才知其身份

任远芳低调的作风一直延续到她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1967年,任远芳经朋友介绍与爱人武盛源结婚。婚后二人曾长期与人合住在北京二里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尽管邻居也与武盛源一同在外贸部工作,但对于同屋相处了五六年的任远芳,竟对她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

“相处了20年,周围的邻居都不知道我是谁。”任远芳说,直到2004年任弼时100周年诞辰,接受了记者采访的任远芳出现在媒体上,才被邻居们认出。而这低调的家风又传到了任远芳一对儿女身上——儿子的领导也不知道他是任弼时的后人。

她曾回忆,自己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时,一度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那一批孩子很多都如此,也没有人会特别地打听自己的家庭背景,习惯也就成了自然。回国后,因为父亲任弼时没过多久就离世,按照之前养成的习惯,任远芳也一直都没有提过特殊要求。

老人说,这种习惯逐渐延续下来,以至于后来的邻居也曾20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做事就好了,何必要因为是谁的孩子而怎样呢?”她也以这样的观念教育孩子,在生活中始终低调。

1995年退休之后,任远芳曾先后两次前往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除了回忆当年战时的童年,她和几位同学还为那里的老师送去了来自中国的礼物。在今年八九月份,她还将再度前往俄罗斯。

如今,任远芳的一双儿女已均为人父母,升级为奶奶辈的任远芳依旧保留着战时伊万诺沃儿童院培养下的独立的性格。虽然上了年岁,她依旧习惯独自打车或坐班车出行。就连去年做阑尾炎手术,右手骨折,她也都没有告诉自己的一对儿女,自己上医院挂号诊治。

而当记者最后提起凶狠的德国兵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时,任远芳老人稍加思索,轻轻地点头并不愿多说。70多年后,当生活渐好,战争的亲历者大多不愿回忆炮火连天。不过,战争年代的精神传承至今,念想未断。

文/记者蒲晓旭张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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